讲述丨 爱泼斯坦：从《保盟通讯》到《中国建设》

编者按：本文作者爱泼斯坦曾任《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1938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参与《中国建设》创刊工作。此后几十年中，爱泼斯坦为这本对外传播杂志倾注了大量心血。如今，《今日中国》已经从最初的英文版发展成为有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德文、葡萄牙文、土耳其文等8个语种的综合性对外传播月刊。

▲1951年，爱泼斯坦在国际新闻局（中国外文局前身）工作。

我们的《中国建设》杂志是在1952年1月诞生的。但是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追溯到我们的创始人宋庆龄同志过去为了宣传中国的进步和革命事业而主办或支持的各种外文刊物。精确地说，可以追溯到1938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英文名为 China Defense League Newsletter）。

▲1952年1月，《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号。

在这之前10年，即在30年代，她积极支持过两本英文杂志，一本是《中国论坛》（China Forum），一本是《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都是战前在上海出版的。至于宋庆龄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为中国的进步事业积极进行对外宣传的，那就必须追溯得更加久远，追溯到她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Wesleyan）女子学院上学时用英文撰文向该校校刊投稿的年代。当时正值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宣告了中国首个共和国的成立。由此看来，《中国建设》的“远祖”可以追溯到85年前。但我要在这里写的只是同《保盟通讯》的关系。首先是因为这个继承关系比较具体，其次是因为《保盟通讯》和《中国建设》的编辑工作我都参与了，所以可以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第一手材料来写。《保盟通讯》，正如它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是由宋庆龄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具有双重功能：一、从国外（包括外国朋友和华侨）募集医药和其他救济物资用以支援中国的抗战，尤其要支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和人民群众。当时尽管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他们仍然不能从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那里得到应有的支持；二、对国内全面的政治形势进行真实报道，这些真实的情况常常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封锁。当国民党进攻和屠杀共产党所领导的正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新四军的一部，从而严重削弱中国抗战力量之后，第二种功能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1938年，宋庆龄（左四）和爱泼斯坦（左一）等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在香港。

1941年12月，正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即将夺取香港的危急关头，宋庆龄转移到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那里虽然面对着种种困难，但她继续进行着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一方面募集救济物资，一方面开展进步的宣传活动。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保盟通讯》不能在重庆出版。这样一来，保盟临时发表的声明和年度报告不得不送到国外去印刷发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就在这一年，保盟迁到了上海。在这里大约有一年光景，保盟的工作相对来说是比较顺利的，这是因为国共和谈正在进行的缘故。到了1946年中期以后，国民党把中国推入了内战的深渊，保盟便面临难以克服的种种障碍，有些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1949年，随着全国解放，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952年，《中国建设》就在新的形势下面世。这本杂志是在首都北京编辑的（初期在上海印刷，并向海外发行）。在《保盟通讯》和《中国建设》之间，尽管在出版时间上有一段间隔，而在这段时间里又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二者在传统继承关系上却有几条线相互联系了起来。这几条线包括中心人物、政治基础、出版单位、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密切相关的工作人员。这两个出版物的中心人物自然都是宋庆龄，她在许多方面都同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有关系。她同辛亥革命及其领袖孙中山的关系，使她在孙中山深化自己的革命思想，决定联共的过程中，总是一步步地跟着他前进。在孙中山与世长辞、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她便和革命队伍中的进步分子一道前进，而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不可替代的先锋作用。宋庆龄熟悉外国情况，精通外文，长期以来，她一直都在向外部世界宣传中国的革命，在国外赢得了她当之无愧的勇敢、坚定和坦率的革命者的声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被推选为副主席。但这个公职不但没有妨碍她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和宣传家所起的作用，反而使她的作用得到了加强。从1952年到1981年她去世之前的几十年间，尽管她担负着许多职务，健康状况也在不断减退，但她对《中国建设》却一直很关心。她为这本刊物写了30多篇重要文章，对出版的每一期杂志都仔细阅读，提出意见，并就编辑方面的问题给予指导。她还积极帮助杂志的推广发行（她甚至亲自把杂志装在信封里寄给她国外的许多新老朋友，用她那优美的很有特色的手写字体写上地址）。勤勤恳恳、自己动手，这是她一贯的工作作风。早在解放以前的那些艰苦年月里，她就在保盟的办公室里为《新闻通讯》撰稿，帮助把救济物资打包装箱送往前线等工作。鉴于宋庆龄在世界上享有的声望，以及她在国际宣传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技巧，周恩来总理首先提议，由她创办一本新杂志。宋庆龄接受了周总理的这个建议，并以极高的热情这样做了。早在30年代，保盟也是在周总理的建议下成立的。这个组织通过他得到了党的支持和指导，因而对抗战、对党、对国内外的进步事业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周恩来同志和宋庆龄同志之间在工作上的联系和交往，在多年艰苦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一本新的杂志又在他们两人的协力下创刊了。这本杂志的宗旨是，在国内广泛的统一战线基础上，致力于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在组织方面的继承关系。作为保盟后续机构的中国福利会（China Welfare Institute）是这本新杂志的出版者。最初，在编辑部内部对这本杂志的内容和性质，在思想上是有些混乱的：是不是应该办成中国福利会及其上级机构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机关刊物，而且每期要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报道它们的活动呢？在头两期杂志，确实是作了这样的尝试。但不久就对杂志的编辑方针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报道中国福利会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活动的文章，不要预先固定占多少篇幅，而应当与其他稿件同样对待，作为一个更广泛的传播媒体的组成部分；刊物应全面反映新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中取得的进步，而这些进步又主要是通过人民群众的生活来反映。这个方针是周总理提出来的。《中国建设》的工作人员，有些就是原保盟的职工和亲密的合作者，包括《中国建设》编委会主任、已故著名的中国新闻工作者金仲华；著名学者陈翰笙，他曾领导《中国建设》出版前的筹备工作，后来担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还有我本人（爱泼斯坦曾做过《保盟通讯》的编辑）和我已故的妻子邱茉莉。在较年轻一些的编辑和行政人员中，有几位在解放前就曾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工作过，为了杂志工作的需要，从上海调来北京（其中有鲁平同志、林德彬同志和陈休征同志）。李伯悌是一位能直接用英文写稿的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也从新华社调来《中国建设》担任高级编辑。她的调入是通过周总理的直接帮助的。解放前，她曾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参加过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她是美国《时代》杂志的雇员。到了50年代中后期，来了一批新的工作人员。他们主要是中国几所大学英语专业的年轻毕业生。后来随着中文版和其他文版的增加，中文编辑和其他外国语种的大学毕业生也陆续调来。起初，这些年轻的编辑记者都被派往全国各地进行采访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在写作、翻译和摄影方面都成了有经验的老手。保盟是一个国际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有一批外国会员。《中国建设》则有一个由中国人士组成的基础广泛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中有民主党派的成员和社会各阶层人士——除了金仲华、陈翰笙和后来的唐明照以外，还有前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教育界和宗教界的代表吴贻芳和吴耀宗，政治学家钱端升（后来由文学家陈麟瑞接替）和民族资本家刘鸿生。虽然编委会开会不多，但它是个发挥着积极作用的集体，编委会的全体或大多数委员都给《中国建设》写过文章并为杂志约稿。其他投稿人中，有在各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的全国著名或蜚声海外的专家学者。我们从这本杂志头5年刊登的文章中挑出一部分出版了一本选集。浏览一下这本选集，就可以在作者中发现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人士：经济界的冀朝鼎和勇龙桂，科学界的李四光和竺可祯，戏剧界的梅兰芳，音乐界的贺绿汀，古生物学界的裴文中，考古学界的夏鼐，宗教界的赵朴初和丁光训，等等。他们都了解我们杂志的性质和读者对象，因此，虽然他们的学问都很渊博，但他们写的文章却明晰晓畅，一般读者都能看懂。我们的记者所写的报道，来自人民大众的生活，来自旅游活动中的见闻，文字清新活泼，易为读者所接受。我们出版的特刊有歌曲、集邮等。《中国建设》的工作人员中，还包括一些有才能、有同情心的外国专家。他们不仅做语言文字的编辑工作，而且在保留原稿实质的前提下，对表述方式进行加工，使之易为外国读者所接受。编辑、作者和专家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外国专家还帮助杂志征集国内外的订户。《中国建设》最早的读者是新中国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一些朋友。这份主要读者对象名单，一部分来自中国福利会，一部分（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对象）则来自新中国的外交部。当时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以及还处于它们控制之下的殖民地，都不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入境，所以新中国的英文刊物的读者主要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我们不向西方国家官方设置的种种限制屈服。恰恰相反，由于多方努力，我们常常成功地把杂志寄到了那些地方的新老朋友们的手中。这本杂志成了开展“人民外交”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还非常重视同读者的联系和杂志的推广工作。读者来信都要经陈翰笙批阅，有些回信也要由他亲自构思或审批。推广工作包括把杂志样本中的一些文章拆成活页，分别寄给国外一些需要这类文章的报纸和杂志。这些文章除了重要题材之外，还有像集邮之类的小品。国外报刊可以免费转载这些稿件，只要注明出处。这样一来，有些文章的受众面实际上大大超过了杂志本身的发行量。通过这些注明出处的转载文章，我们的杂志被更多的国外人士所了解。《中国建设》创建之初，周恩来总理请熟谙英文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负责在每期杂志付印之前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加以审阅。我不记得他对任何文章提出过反对意见。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因为有两期杂志的封底彩色照片而遇到了一些麻烦。其中一幅是山西云冈石窟的大佛。在这座巨大雕像的膝部坐着几个年轻人，这引来了斯里兰卡（当时叫锡兰）大使馆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对佛教的不尊重。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保证不再重犯。但是，我们对摄影记者并没有追究他的个人责任，因为他是在无意中拍到这个镜头的。我们采取措施确保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在另一期杂志的封底上，刊登了一幅素描，展现一个露天的庆祝活动，人群中有一个小脚女人的形象。于是有些人就对此大加责难，斥之为宣传落后。周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表示这并不涉及什么原则问题。据说，总理曾说他的亲戚当中有些老年妇女也是缠过脚的。实际上在50年代初期，还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小脚女人，她们都是在20世纪初或更早时候出生的。我们把这类问题都在定期举行的评刊会上讨论。大家自由发言，提出批评，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下，很少有人认为这样的批评是对个人的攻击，而通常把它看成帮助。在评估工作时，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提别人的优点和成绩。在评刊会上，为了指导工作和提供信息，通常都要介绍某些重大事件或作政策性报告。金仲华、陈翰笙以及晚些时候的唐明照，都曾在会上向大家讲述过他们参加全国性会议或出国访问的情况。他们还会告诉大家，他们为我们的杂志找到了哪一些新的作者和读者。宋庆龄同志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她趁出访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机会，还不怕麻烦地抽空为我们的办公室选购打字带。因为那时国内生产的打字带质量还不够好，既不经久耐用，打出的字又模糊不清。

▲1957年1月，周总理给《中国建设》杂志创刊5周年的题词。

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祝贺《中国建设》创刊5周年的题词中表示了他的希望：“继续作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在这一期5周年纪念特刊里，还刊登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缅甸的吴努寄来的贺信。吴努当时是缅甸人民反法西斯联盟的领导人，这个联盟是使缅甸从英国的控制下赢得独立的一支主要力量。1962年，在《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之际，周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亲自来杂志社向宋庆龄和全体工作人员表示祝贺。由于这个纪念会是在一种友好亲切、无拘无束的气氛中举行的，所以大家都参加了。在社里还举办了一个10周年展览，并拍了一张集体照片。▲1962年，周恩来、陈毅在金仲华陪同下参观《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图片展。
这种非正式的聚会正是周总理所要求的，他要到我们工作的地方来看望我们，而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举行更加庄严的仪式以表示嘉许。另外一次周总理突破礼仪约束的行动是出席在宋庆龄住宅里举行的一个晚会。在那里，他同宋庆龄和《中国建设》的一些中外工作人员一起跳舞、谈话、说笑。

▲1961年11月，周总理给《中国建设》杂志创刊10周年的题词。

周总理祝贺《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的题词是：“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这个题词表明了总理希望我们的杂志能在最大可能范围内赢得读者和做好推广发行。
以上所述，就是我对《中国建设》／《今日中国》的历史回顾，而这些也构成了它在中国对外宣传刊物这个家族中的独具特色的传统。周总理特别强调，我们的出版物要在内容、调子、性格等方面保持各自不同的特点。1958年，有一些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要《中国建设》刊载“更多的政治内容”。总理的意见（按编委会听到的传达）是：“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他的意思是，《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多方面经济文化建设的情况就已经有了政治内容，如政治化过多，改变原有风格就会与《人民中国》等没有多大区别，反而不好……。杂志编委会也认为仍以不动为好，如果增加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官方人物，作用反不如原来，所以最好不动。（《人民中国》是建国初期出版的英文刊物，它的英文版为现在的《北京周报》前身。）1967年2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对杂志新成立的“左”派领导机构成员作了如下的口头指示：“我们的读物是供给国外的。要争取广大中间读者。在民族主义国家，他们处在反帝、反封建阶段。我们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阶段，我们的这些东西，对阿尔巴尼亚宣传还差不多，对其他许多国家，人家不敢买，等于号召他们的人民起来把他推翻。……《中国建设》就是要做资产阶级的工作，要区别对待。主席一再强调要有的放矢，要看对象。他们还是民主革命时期，杂志不区别性质是出不去的。”关于其他方面的对外宣传，他在1967年的一次会议上说，“把国内的硬搬来对国外，不用脑筋，不管对象，要研究一下，对外又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有不同的特点。”1971年5月，在一次外事会议上，他说：“现在两种倾向都存在，一种是自吹自擂，强加于人，使用不适当的语言，夸大的语言；第二种是，对人家不知怎么是好，缩手缩脚。这两种倾向有一个特点，都是不实事求是……主席历来主张谦虚、实事求是，既不夸张，也不贬低，应该是一个什么估价，就是什么估价。”自《中国建设》创刊以来，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了解和坚持《中国建设》的贴近现实的传统——即宋庆龄在她所写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所说的“真实报道的传统”，对我们的工作同志来说，其重要性仍一如既往。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中国奋斗的目标，仍需要通过人民的实际生活来向其他各国人民进行介绍。我们的同志和同事们仍需要提高理解和思想水平，提高技术和语文水平，提高采编摄影技巧。要贴近读者，我们的读者现在分布在许多国家，阅读《中国建设》的多语种版。由于现在旅行和通讯的方便，对读者更易联系和了解。但同我们对中国承担的责任相比，同世界各国人民中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朋友和可能成为朋友的人数相比，现有的读者仍然为数太少。因此，在保持和进一步提高质量（包括内容、写法和印刷等方面）的同时，不断地创造性地作出努力以扩大、改进和运用现代化手段来做好我们的推广发行工作，并为之提供支持，是十分必要的。    

- END -

编辑：袁帆

RECOMMEND

推荐阅读